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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行其言”树楷模
“论道光来人才，当以陶文毅公为第一。”（见张佩纶《涧于日记?己卯下》，1879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陶澍在其同僚中，甚至在去世几十年后的清代官场，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凭什么？我认为关键在于他“能行其言”，躬行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跋聂蓉峰〈箴吏篇四十首〉》虽然只是一篇小稿，但足以佐证陶澍忠君、爱民、勤政，乃至为“行其言”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官之道。
准确地说，《跋聂蓉峰〈箴吏篇四十首〉》应该是两部分合并而成。
聂蓉峰（1775～1828），名铣敏，字晋光，蓉峰为其号，湖南衡山县人。清嘉庆十年（1805）进士，选庶吉士，改兵部主事，授编修，典贵州乡试，督四川学政，后迁绍兴府知府。（据甘建华主编《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从文中知道，跋的第一部分是1827年底或1828年初所写。聂蓉峰当时在四川担任学政（主管一省教育科举之官），为了教导一个即将赴任的袁姓门生，写了四十首箴吏诗，请陶澍为这些诗写个跋。
陶澍认为，这些诗“凡于爱民、礼士、治狱、恤灾诸要务，无不洞悉利弊而尤谆谆于尚廉务实”。紧接着，陶澍抛出了自己的观点：“窃谓天下者，府、州、县之积也……盖治民莫亲于县令，而察吏莫亲于郡守，督、抚、司、道总其成而已。故守令得人，天下可得而治也。”陶澍认为，吏治成败首在郡县官员要派得其人。因为聂蓉峰本人系以编修身份到地方为官，因此陶澍接下来又对其家世、出身作了一番记叙，勉励其努力为政，并指出治理郡县者也可以奋斗至封疆大吏、三公宰辅，预言其“能为循吏、为名臣也”。最后以“因志数语而归之”作结。
可是由于政事太忙，就是这样的一篇跋文，陶澍却至少在手头压了四个月时间都没有能寄出，直到得知1828年农历七月聂蓉峰在任上去世才续写后一部分一并发出。续文主要写聂蓉峰代理绍兴知府的业绩。从续文中可知，聂代理绍兴知府时间虽短（1828年农历四月至七月），做的事情却不少。“下车之始，即重修蕺山书院，亲课各属生童，口讲指画，夜以继日。复建立育婴堂，增置义学，大修三江闸以兴水利。凡有益于民，系于士习文风，莫不立见施行，如饥渴之于饮食也。”在任不足4个月，却做了这么多的实事，彻底地履行了其“箴吏”诗中的主张，放到现代就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工作狂。按陶澍的看法，这样鞠躬尽瘁的能人，是完全可以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的，因此不由感叹不止：“……洵可谓能行其言者矣。惜乎！不竟其志，无由遍惠于东南之民也。”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乾》）陶澍又何尝不是聂蓉峰这样的工作狂呢？陶澍于1839年农历六月二日溘逝于两江总督任上，但他直到这年二月才上《病仍未痊陈请开缺调理折子》；“江宁大雨，犹令人扶立默祷”（刘鸿翱《陶文毅公家传》），六月一日还强成《遗折》，说明自己的一片丹心，读来实在让人动容，足以让现代的一些养尊处优的高官汗颜。正因为具有相同的“能行其言”为官之道，陶澍才将自己的八女琅姿许配给聂蓉峰的儿子聂有湖。到1838年，聂蓉峰已经去世10年了，但仍受女婿所托，致信从前的幕宾、著名学者包世臣，请求为聂蓉峰的《箴吏诗册》（应该就是《箴吏篇四十首》为主体组成）作跋，且措词强烈：“必欲得尊兄赐挥一二行，亦不在多也。”为了知道聂蓉峰的这些诗到底是怎样写的，笔者曾多次致电衡阳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县档案馆、县文物所等文化单位，并请求《湖湘文化名人衡阳丛书》主编、衡阳近代史研究专家甘建华教授，代为查找有关聂蓉峰箴吏诗资料，可惜毫无所获。因此，包世臣有没有题跋也就不得而知了。我想，如果陶澍能多注意保养一下身体，多活几年时间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道光帝在收到陶澍《恭谢开缺恩旨折子》后曾这样朱批：“卿之体质本非不足，缘费心太甚，气血保无消耗。”并叮嘱陶澍“然参芩可用，热燥之药必不相宜，宜慎之。惟望卿不日全愈，来京面晤，以副眷注、委任之衷情也。卿其善体之。”查陶澍奏折，其中感谢道光帝赐药的多的是，足以说明道光帝对他的倚重；而陶澍的答谢文字与现实作为，正是活脱脱一个“士为知己者死”的典范。陶澍完全是为了一方百姓的安居乐业、为了报答道光帝的知遇之恩、为了清朝政府的回光返照而累死的啊！可惜，道光帝这一次没有等到陶澍的康复。如果陶澍不那么卖命而提前耗尽生命，甚至完全可能在军事上也露他一手；不说改变历史走向，至少以他巨大的人格力量、超凡的胆识、丰富的学识和官场影响，其人生价值与历史评价远不止现在这个地位。只是，历史不能假设。但以“守令得人”为本，选准愿干事、能干事的县乡基层领导，从自己开始为经济社会发展“能行其言”，则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的。
黄自元其人其书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书法大家数不胜数，但能为皇家鼎力推荐的并不多，安化龙塘乡的黄自元却是其中的一位。
黄自元，字敬舆，号澹叟， 1836年（道光十七年）生。祖父黄德濂（1786—1849）系进士，与同乡陶澍过从甚密，俱致力于经世之学。其父黄渥田，道光年间举人，曾任陕西监司等职，精诗文，擅书画。受家风影响，黄自元好学多思，勤勉上进。同治六年（1867年）举于乡，次年参加殿试列第二（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曾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和江南乡试副考官。光绪元年后，黄自元历任河南道、陕西道监察御史，简放甘肃宁夏知府。在任期间，他注意了解民间疾苦，重视水利灌溉工程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1894年9月13日，黄自元驰援吴大瀓部参加中日甲午战争。不久，黄自元兵败牛庄，从海上逃归故里，定居长沙。先后主讲湘水校经堂及成德书院，还受胡林翼之邀担任过箴言书院山长。湖南新政时期，他支持巡府陈宝箴兴办近代工矿业，联合王先谦等人自筹资金在长沙创办了湖南第一家商办机械工业企业——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晚年，黄自元与
王益吾、汪镜清、孔静皆诸先生诗酒唱和，谈经论道，交往甚密。1916年，黄自元病故于长沙富雅里寓所，终年80岁，其后嗣迁居浏阳。
黄自元4岁开始跟祖父黄德濂习字，初学颜真卿、柳公权，接着又学欧阳询、王羲之、王献之等历代帖学大家。为锻炼臂力，求得笔下的精气神，他一直悬腕书写，每日一练几个时辰。黄自元的字学谁像谁，学一家成一家，少小就名满乡里。黄自元结字中宫紧缩，不偏不倚，较之前人更为整肃，讲究笔笔中锋，神完气足，用墨则体现出清代人普遍的笔酣墨饱的遗风，成为社会上的通用字范。又因为其字成为了书生们考取功名的标准书法，所以也被后来的书家贬称为“馆阁体”。黄自元临写的柳公权《玄秘塔碑》、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以及自书《正气歌》、《间架结构九十二法》等字帖，经由长沙墨香簃书画店刻版印行，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书法学习最佳法帖。尤其是总结几十年书法心得的《间架结构九十二法》，成为学书之人案头必备的蒙本。
《楷书千字文》创作于咸丰戊午年（1858），黄自元22岁。此帖系早期作品，明显带有颜真卿和柳公权的风格和特点，略显青涩。《柳公权玄秘塔碑》（临本），书写年代不详，其风貌特点与上帖趋同，也可视其为早期作品。
《间架结构九十二法》创作于光绪甲申（1884）年，黄自元42岁。该帖是黄自元影响后世最为深远的代表之作。
在研究书法结构方面，最著名的是唐人欧阳询的三十六法，明人李淳八十四法。其后便是黄自元的九十二法。该帖承继了欧字用笔和风格，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将构架结字的法则编成通俗易懂的九十二条口诀，再附以字例说明，成为书法入门的最佳蒙本。
《九成宫醴泉铭》（临本）创作于光绪壬午（1882）年秋，黄自元46岁。《张茂先励志诗》创作于《九成宫醴泉铭》之后，是黄自元在宁夏任知府时给子侄们所作的习字范本，字为欧楷，与《九成宫醴泉铭》、《间架结构九十二法》同样风貌。黄自元49岁。
《正气歌》（楷书），创作年代不详，字体与上述三帖同，所录为文天祥所作《正气歌》。
黄自元一生书法创作颇丰，除楷书外，还有大量行、草书真品墨迹行世。这些写成了中堂、立轴、条屏、楹联、斗方、尺牍的书法精品或藏于国内各大博物馆，或散落于民间，或流传至海外。不仅如此，黄自元还写有不少书论。他收集整理了明代李东阳、张弼、祝允明、王守仁等四十三人的诗作五十六件（幅），不惜花重金刊刻上石，编印成《明贤诗册》出版。
黄自元一生致力研究且成就最高的，是他那被人贬为“馆阁体”的黄氏楷书。
书法一途，楷书法度森严。规整的结字和用笔缺少随意性和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书家个性的表现和感情的抒发，缩小了书法家创造自我的空间。所以，写楷书最难突破前人窠臼，最难成就一家面目。很多书家仅把楷书作为入门的基础不作深究。中国书法史上大家层出不穷，然而在楷书一途能成大气者屈指可数，晋有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唐有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薛稷、颜真卿、柳公权、李邕，宋有苏东坡，元有赵孟頫，明后有王宠、文征明等，然而以中楷、大楷名世的仅黄自元一人。
黄自元所处的时期正好是金石碑版书法泛滥、正统书法与民间书法抗争的历史时期。所谓金石碑版书法也就是舍弃经典帖学、崇尚民间碑版的书法。就书法而言，当时这种书法体式一旦形成风气，必然走向极端，贻误后学。黄自元的意义，或许就在于他认识到了这一层，并且在引导社会回归到规范书法的帖学传统书路上来下足了功夫。他为此而编著《间架结构九十二法》，可谓呕心沥血。
黄自元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让人评头品足的几本楷书字帖，原本就是写字教材，是实用书法，却也并非“匠气”的写字。虽然与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大师们相比，黄自元的楷书存在得整肃而失灵动、多法度而少情趣等问题，但端庄秀蕴、静雅内敛、文气蔚然，能自成一派且受皇家垂爱、得大众欢迎，同化一朝审美趣味，引领一代书坛风气，也绝对是千秋不朽的业绩，说其艺术性不强，自然有失公允。无论是继承传统的书家，还是个性鲜明的书家，其作品都有流传、欣赏、研究的价值。个人风格明显，能开宗立派者，影响当然更为深远，意义也更加重大。黄自元是前者，是一个典型的继承传统的书法家。单凭他对《间架结构九十二法》的总结与传播，加上在楷书创作上的成就，他对书法艺术的贡献就将永垂史册。
梅山猎俗与政治拯救
古梅山山高林密，虎豹出没，野猪横行；而山民刀耕火种，以原始农业为生，颇受野兽侵害。山民为了生存和发展，长期与野兽斗争，狩猎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梅山人的狩猎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常年捕猎，一种是季节性的大规模围猎。
从事常年捕猎的是常居深山老林的专业猎手。他们以放緤、设陷阱、安弩捕射大中型野兽为主，以火铳猎取鸟、兔等小型动物为辅。
放緤，是以捕猎野猪、麂子等为目的手段。猎手非常熟悉山中动物的出没路径，在野兽必经的灌木丛中，将绳索挽成活结，放在路上，上面掩以枯枝草叶；绳子的一头牢系在路旁韧性极强的小树干上，将小树弄弯，做一个机关将它固定；绳子的另一头则系在对面的一棵树上。当野兽走过时，某一只脚踏入活结中，触动机关，弯曲的小树猛一弹起，收紧绳结，就将野兽的那只脚牢牢缚住，并把它悬挂在空中，等待猎手来取。
安弩，是以射猎虎豹为目的的手段。弩，是一种装有机关的强劲有力的弓箭，猎户将它暗藏在虎豹行经的道旁，装上涂有见血封喉毒药的利箭；用一根绳子，一头系住弩的机括，一头横过道路系在对面的树桩上；绳子下面挖成凹陷，上面伪装。当虎豹踏上绳索，带动机括，弩箭就“呼”地射出，射中兽身。
季节性的大规模围猎，只在秋冬两季进行。此时狩猎，一则农事稍闲，除专业猎手外，其他农民均可参加，得以组织一个村或几个村大型围猎；二则野兽经春夏两季的生长，已膘肥肉满。梅山人慓悍尚武，几乎个个是好猎手，家家都有一支视为珍宝的火铳，户户都有一两条得意的“赶山狗”。
凡遇这种围猎，都有严密的组织，周详的计划。指挥者称坛主，他根据平时踩山掌握的猎情，确定猎场的范围，决定围捕的路线，制定围猎的方案。从何处起山，在何处坐点等等，都考虑得详详细细。坛主根据猎手的技术、经验、体力等情况，将猎手分为三大组：一是射击组，由优秀的射手组成，担任坐点任务，首先奔赴预定的地点埋伏，一旦野兽窜来，即开铳射击；二是起山组，由体力强而有经验的猎手组成，担任起山的任务，带着赶山狗，提着畲刀，在猎物潜伏场所的外围大声吆喝，把野兽赶到射手埋伏地点；三是运输组，由有力气的猎手组成，带着木棒、绳索，任务是捕捉、抬回猎物。
这种大规模的围猎，是以捕猎虎豹和野猪为目的的，所以猎手必须具有勇气和牺牲精神。梅山俗谚说：“打老虫（老虎）要副胆，打野猪要副板。”要副胆，就是要有极大的勇气，敢于与野兽作斗争。要副板，就是要准备一副棺材。野猪受了重伤后，红了眼，不但不逃跑，反而向开铳的人攻击，乱撞乱咬，直到把猎手咬死，同归于尽。所以说，打野猪要有牺牲精神。
梅山人奉信巫教，每次狩猎都要祭祀他们的猎神——张五郎祖师。猎手将张五郎的雕像供在神龛下层，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地礼拜，出必祈祷庇佑，归必叩谢平安。吃肉时，将筷子横搁碗沿，请祖师先享；饮酒时，将中指在杯中蘸酒弹向空中，请祖师先饮。每获大型猎物，必将猪头煮熟，供于神像前，焚香化钱，酬谢祖师。
如果是大规模的围猎，出发前必有一番隆重的宗教仪式。猎户们头缠黑巾，腿绑青布，脚穿草鞋，腰系牛角火药筒，胸挂牛皮码子袋，背插畲刀，手携猎狗，聚于坛主家神龛前。神龛上，中书“天地国亲师位”，左写“历代堂上宗祖”，右写“梅城助福正神”；神龛下，供着双手撑地、两脚朝天、约五寸高的倒立英雄张五郎木雕像；神龛前方桌上，燃烛焚香，斟满三碗烧酒。
坛主面对神像烧过钱纸，躬身念咒，猎手们随后跪下。坛主手持一叠钱纸点燃，在空中划一道半弧，然后放在方桌下土钵内，躬身大声祷祝：
今有长沙府安化县△△乡△△土地管下猎户，因孽畜伤害人畜，作践阳春，弟子△△△等为保一方平安，持祖师当年神弩，誓灭山前猛虎，射尽山后野猪。恭请祖师保佑，箭无虚发，手不空回，人无受伤，狗不溅血。今日许下良愿，明日猪头酬恩。
念毕，打卦、饮酒、背铳、引狗出发。
这当中祖师给不给卦是关键一环，卦打下去“三副周全”（阴卦、阳卦、巽卦都有），或者要阴卦给阴卦，要阳卦给阳卦，也就是要什么卦给什么卦，说明得到了祖师保佑，狩猎定会大吉大利，则可以饮酒、背铳、引狗出发；否则还要跪地再三请求，甚至悔过，直到祖师给卦为止。
围猎所得，梅山人除了对功劳最大的猎手给予一定奖励外，其余按参加人数多少平均分配。如猎到一头野猪，就将野猪的耳朵向脖子后面拉去，从耳尖所达到的地方将猪头切下，奖给立首功的人，剩下的便平均分配。至于内脏，一锅煮熟，当场分吃。立首功的人不是坛主，而是最先开铳打到猎物的人。平均分配不是指平均分给参与本次狩猎的人，而是平均分给见到过该猎物的所有人。梅山地区流传这样一个分配原则：山中野物，见者有份。
古梅山人处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活环境十分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能够繁衍发展下来，靠的就是这种“不分老幼、不分强弱、没有尊卑、共同劳动、共享成果”的与生俱来、没有领袖人物号召的天道思想。借此，我们可以窥探到原始共产主义的端倪。
古梅山不讲“政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们触摸到最理想的“政治”。
律贵令行禁止
当今中国，法治提得非常响亮，鸡毛蒜皮的事也动辄立法，每年各地出台的法规和文件恐怕谁也无法统计清楚。但是，如果只是不断地出台而不加大执行力度，恐怕大多数难达初衷。在封建社会，能够在民间普及的法律法规并不多，但只要发布了的效果一般很好，甚至一部族规就可以将一个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律则并不在多，而在于具可操作性，能令行禁止。本文试以江南镇金田村尚存的一块陈姓祖茔禁碑文字为例略作分析。
禁碑
此处屋后狮形，系我祖陈星阶公老府君派衍锡衡、邦、沅三大房公管。自寿方公开葬以来，历有年矣。星罗棋布，瓜衍椒绵。恐后人心不古，贤否殊途，使不警惕于前，徒惩创于后，不亦晚乎！爰以商集三房等酌定章程，一一胪列，上以继祖宗之传，下以绵子孙之绪。各安布帛菽粟，总笼奖训，庶几词讼潜消，争竞不作，太平之象与国俱长，岂不休哉？愿后之继起者，尚其咸喻而遵守焉。
祖茔丘木以培风水，毋得擅行出售、偷砍及扳枝扫叶，倘有风吹雪压干枯，务须合房公伐。如有犯者，严行罚处。拿获人赃两实，赏钱弍仟四百文，决不食言。
续葬除有后、满十六岁外，或有牌印阴师及难产、投河、自缢、服毒，均不准入葬本山，亦不准浅葬，永远禁止。上首井坑上公山，满十岁者方准进葬。如违，即令起迁，断不狥情。
楠竹每逢当年，冬笋春笋不准乱挖，茶子至寒露必须三房公捡，无得私行偷取。违者，公同重罚，赏钱照丘木例。
山内粪土原以培丘木根本。及筑墙者，不许肆行取土。违者，公同重罚，决不姑宽。
老屋大门外塘水以保屋宇，凡灌田灌园者概不准汲取。如违，公同重罚。
宣统元年己酉岁十二月十七日合房公立
首段，交代立禁碑的缘起（恐后人心不古，贤否殊途，使不警惕于前，徒惩创于后，不亦晚乎）；条文议定办法（商集三房等酌定章程，一一胪列）；立碑宗旨（上以继祖宗之传，下以绵子孙之绪）；保证手段（各安布帛菽粟，总笼奖训）；立碑目标（词讼潜消，争竞不作，太平之象与国俱长）；发出号召（愿后之继起者，尚其咸喻而遵守焉）。
其次是敬死重生。不准乱砍树取土等都是对祖茔环境的保护，是敬重死者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对生命的重视。几个不准葬入祖茔的规定中，除“难产”外，其他几条都并不过分。投河、自缢、服毒，哪样不是蔑视生命的表现呢？“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人连孝道都不讲还能有资格见去世的父母吗？因此以前有专门埋葬各类原因死亡者的山头，叫乱葬山；也有专门埋葬未成年人的山头，叫胎伢儿山。
第三是顺应自然。没有培管的竹林，发笋是分当年（笋量多）与背年（笋量少）的。蓄笋即是蓄竹，因此不准乱挖冬笋春笋其实就是保护生态、保护隐形财产。现在很多地方在竹制品价格看涨时都还延续着这一规定，只是随着各种笋制品的兴起，这一规定的效率已大打折扣。捡茶子的时间规定，更是从特产的价值上提醒人们遵守自然规律。我县农村谚云：“八月寒露后三天，九月寒露前三天”，就是说的捡茶子的时间。可惜，由于缺少专业培护，现在我县的油茶林数量已经很少；而且在私欲的驱使下常常在寒露前若干天就已完成了捡茶子的任务，出油率得不到保证。
第四是公利至上。封建社会时期，森林蓄积比现在要好很多，山林里柴禾无法计数，几根雪压枯枝值多少钱？一粒茶子、一担水值多少钱？但加上一个“公”字后分量就大不相同。公家的东西什么都不能随意拿取。现在一些专以侵占公家利益为能事的人，看到这些规定不知作何感想？
安化民间常用应酬词语举隅
□ 夏向安 安化人祖先虽然多由中原地区转江西到达，但因安化地处偏僻山区，故而在方言中保留了较多的文气十足的古语。兹列民间部分常用应酬词语如下，供大家玩味。
佐办：办喜事时亲友送礼或代劳心力，主人必说：“佐办太多，真难为情。”
搭帮、难为：意为依靠别人帮了大忙。如：“大路边起屋，搭帮旁人”；“这件事真难为你了。”
吵烦：吵扰麻烦意，义同“打搅”。客人向主人道别时常说：“吵烦了！”
怠慢：招待不周之意。送别客人时惯说：“怠慢了！”客人答：“吵烦了！”
失礼：拒绝接受馈赠。
托福：托人福气之意。在别人向你问好时，每答：“托福、还好。”
检拾：收拾、整理。
福安：向老人问好，常说：“您老人家福安。”
发财：进入别人家门的第一句招呼语。
聊撇：干脆，不拖泥带水。
素地：素净的地方，意清洁整齐。如：“他家里收拾得蛮素地的！”
奚解、么解、如地、如的（音移嘎）：意思是为什么、怎么、如何。“奚解”清塘鱼水、廖家等地多用；“么解”今涟源一带多用；“如的”梅城地带多用；“如解”江南、东坪一带多用。
哪落：意为什么地方，新化（上梅）人多用此词。如：“到哪落去？”“从哪落来？”
道法精通：意为什么都懂。古梅山巫教盛行，行教巫师以其“道法”为民治病，深得山民信仰。现既以此语颂人亦以讽人。
弹古拨今：贬词，评人自大，浮夸不实。
捏嚼：意为故意嘲弄人。
猫弹鬼跳：意为轻薄，不庄重。
牢曹：囚犯一般饥饿、能吃。
侍古弄怪：指耍小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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