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视点

存史与资政

李太源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是唐太宗痛悼谏臣魏征时说得最精彩的三句话。“以史为鉴”是方法，“知兴替”是过程，目的当然是资政，为免重蹈覆辙。

前车之覆犹历历在目，所以历代开国帝王基本上还是能“以史为镜”，大多没有立即被别人取而代之，陈桥兵变的宋太祖赵匡胤更是感于五代十国的政权频繁更替而对手下共患难将领们来了个“杯酒释兵权”。然而，总是有将刀架到了脖子上都不知痛者，置历史教训于不屑，于是祸国亡身指日可期。这就是面古史而不资今政的后果，亲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亲自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就是典型。

镜有多种，成像也有很大差别。史既为镜，当然也得辨一辨良莠，得用其精华弃其糟粕。各时期的成功失败都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如果只是一味地重复历史或者矫枉过正，也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宋明两朝一度无武将可用就是实例。

史既然是要拿来资政的，存下的就一定要真实，是信史。幸运的是，我们专门记录历史的祖先大多数的骨头还算硬，留下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壮烈事迹。然而，人总是爱面子的，于是历史也难免有被恶毒篡改的时候。为什么民间对顺治皇帝是否出家有那么多传说？就是因为清史的记载太过简略而且难以自圆其说。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小学教科书上有篇“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文章，但真实的刘文彩却并非如此；再比如赶数地牲猪临时集于一处的万猪场、堆数十亩谷子于一丘而得亩产万斤粮的浮夸风，都是报纸上白纸黑字的宣传；而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二战侵略暴行更是遭到全世界有良知者的唾弃。这都是太注重当下的政治功利性而对历史的歪曲，是政治的不幸，也是时代的不幸，更是历史的不幸。

进入现代社会，存史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馆藏是史，教科书是史，报刊杂志是史，声讯视频是史，统计资料也是史；个人有史，家庭有史，部门单位有史，项目建设也有史……稍不留心，自己就成为了一个史实记录者。作为负责人和当事者，我们能否扪着胸口保证自己记录的都是事实？

安化，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文化，有蔚起的人文。为了让宝贵的历史得到传承，明清两朝先后十数次修史，仅保存下来的旧县志便有4套，止于同治年间；解放前夕的原安化县政府也修了一套史，可惜片纸不存；新中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于1992年和2005年两次出版新的县志，收入全县的重要历史资料。

县志只是官史，而并非全部。相对于浩瀚的历史长河，相对于深邃的文化内涵，相对于无穷的世俗百态，它都是粗线条的。正因如此，才需要有一批批的学者从历史的不同层面进行细致研究，拓展新的领域，发掘新的内涵，形成新的认识。是讹误的，要逐步订正，避免以讹传讹；是异说的，要逐步统一，避免相互牴牾；是缺失的，要逐步补上，避免万世遗珠。

近些年来，安化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县里专门成立了陶澍研究学会，县政协学习文史委以专题的形式组织进行了安化姓氏、地名研究。县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关于安化本土文化研究的参政议政发言后，专门的研究工作机构即将成立。龙沛林、陈首涛、张式弘、伍湘安、张贻明、梁永宁、刘时雨、王小悟、陶稳固、龚日堂、吴建华、李子升、伍亮等一大批学人实地考察、采访、摄影、著述，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安化人：从远古到今天》，就是其中的成果之一。文章篇幅不是很长，但研究者花了心血，非常到位地理清了安化人的来龙去脉，是信史，为后人的继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更好地建设家乡、莫逊前人吹起了号角、鼓起了干劲。梅山文化随便拈一个课题钻进去都可著作等身，安化的历史人物、地方遗存、家族废兴也还有得研究……

安化最大的政是什么？是发展，是生态立县，是旅游活县；而历史人文的发掘在这里扮演的是根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灵魂。存了安化的史，就是资了安化的政。研史，述史，存史，就是给安化发展提供最可靠的支撑，我们都必须全力以赴地支持。如果还有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第一个不答应。

 

安化县2015年“两会”召开

2015年12月26日至31日，安化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化县第八届委员会分别召开了第五次会议、第四次会议。

会议分别由蒋跃登、李太源代表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常委会作工作报告；与会的600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分别对一年来的议案、提案工作进行了审议，听取、协商（审议通过）了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报告、县人民法院和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县财政工作报告、县计划工作报告；6位政协委员分别就全县旅游产业开发等问题作了大会参政议政发言。会议期间，先后收到81件人大代表议案和87件政协委员提案。县委书记杨光鑫、县长熊哲文出席“两会”并分别讲话。杨光鑫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小康安化的决胜阶段，“十三五”期间，我县要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速，完成1200亿元投资，从根本上突破基础设施瓶颈，培优支柱产业，扩大经济总量，力争经济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使全县人民享受更加殷实、更加体面、更有尊严的生活。为此，我县要着力抓好简政放权工作，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加强“十三五”规划的统筹对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认真学习借鉴外地经验;每年统筹组织好一批新项目，把项目作为保持经济增速的强大引擎；希望广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挥自身优势，在全面建成小康安化的伟大征程中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以更加振奋的精神、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携手共创安化更加美好的未来!

数据2015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贷款余额75.14亿元，比年初新增16.2亿元，增速居全市县市区第一;力天钨业、梅山黑茶在新三板成功上市;创圆投、交发投、城建投三大平台公司完成融资12.05亿元。新签约招商项目32个，引进资金41.39亿元。

全年新建改造茶园基地2.8万亩，实现产量5.6万吨、综合产值102亿元、税收1.5亿元，安化黑茶斩获米兰世博中国名茶金奖，安化黑茶产业聚集区获批“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举办第三届中国湖南·安化黑茶文化节，接待国内外重要嘉宾2万余人，推出政府和企业活动20余场。

成立安化县旅游协会，以“天下黑茶、神韵安化”为整体品牌形象推出3条精品线路。安化获“中国最具价值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城市”殊荣，黄沙坪古镇入选全省首批湖湘风情文化旅游小镇。

交通建设完成投资27.68亿元。马安高速全面完成征地拆迁，各标段开工建设；二广高速安邵段建成，S224梅黄公路乐安段扩改完成，安化大桥、烟溪十八渡大桥进展顺利，G207迎国检工程和G536东坪至敷溪段维修改造如期完成。

完成城镇基础设施投资5.6亿元，建设县城陶澍大道等一批市政项目。库区实施基础设施、产业建设、民生事业等重点项目88个，完成年度投资7.7亿元，其中县以上直接投资4.7亿元。制发促进县城房地产市场发展11条措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8.6亿元，实现销售面积59.34万平方米。

建立“十三五”重大项目库，规划重大项目409个，规划总投资3000亿元，规划期内完成投资2248亿元。

全年争取到全国循环经济示范县重大政策性资金34亿元，增长21.4%。18个县级重点调度项目完成投资18.3亿元。

全县五险参保总人数达168万人次，发放待遇超过9亿元，在全市率先启动城乡居民大病医保；城、乡低保和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分别提高到275元/月/人、125元/月/人、2900元/年/人；县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正式开园，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得到落实；开工建设公租房项目16个2496套、棚户区改造项目6个3000户，改造农村危房2600户，实施渔民上岸安居工程2512户；实施扶贫攻坚项目468个，完成投资1.8亿余元。

 

2016 年 重 大 工 作 目 标

以农村为主战场，确保年度减贫2.87万人。贫困农户新建茶园基地1万亩以上，通过从事茶叶及关联产业脱贫的人口要达到1.5万人以上；支持新建中药材基地1万亩、果园5000亩、蔬菜基地1万亩；年内培育家庭农场120家、专业大户200户，新增省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0家以上。贫困人口转移就业达到2000人以上、创业主体达到200个以上；分批次将3万多名因年老、疾病等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对象纳入农村低保、五保供养、残疾救助进行兜底保障，完成羊角、冷市、柘溪、南金等4所乡镇敬老院改扩建，实质性启动县城老年公寓、儿童福利院项目建设；全额资助特殊贫困人员参加新农合，提高贫困人口县级以上住院基本医疗费用报销比例，降低低保困难群众大病保险报销起付线，完善24种农村重大疾病按病种付费工作，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加快乡镇标准化卫生院和贫困村标准化卫生室建设，稳步推进乡村医生签约化服务；完成4500名以上贫困人口易地搬迁，探寻贫困对象就地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制度。

以招商引资为核心，调动一切“活水”资源支持经济建设。争取落地一批国内外500强、上市公司、央企或行业龙头企业，力争引进投资亿元以上项目15个，确保年内争取到位上级资金40亿元以上，确保全年新增贷款18亿元以上，力争年内引进2家以上金融机构，在东坪、梅城、小淹、马路增设4家银行类商业金融机构，力争年内新增上市企业3家以上，确保完成资本金直投和政策性融资40亿元以上，推出1-2个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项目开展PPP项目示范试点，统筹5000万元用于支持特色产业发展。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实现有效投资拉动。力争二广高速安化段实现年内通车，加快推进马安高速建设，完成张新高速安官段前期工作；争取将东梅公路纳入省PPP项目库并开工建设，完成S225平烟公路扫尾工程和S241乐山线扩改，启动东坪至渠江公路扩改、S324牛大线大福段扩改、古楼至平口公路硬化；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4.1万亩；完成钟鼓山等变电站增容改造，启动王家河至东坪等主网工程建设；新建4G基站560个，行政村信息化达标率达到60%以上、光网覆盖率提高到90%以上、广播架设率达到80%以上、电视信号覆盖率达到100%；完成县城南区雪峰湖东路、县城东出口提质改造、S224梅城绕城段、二广高速梅城互通至S224连接线、S317冷市镇区改道项目，完成县城海鸥路等背街小巷改造，启动G536县城段改线二期工程、县城北区社会停车场建设，完成安化大桥主体工程，推进萸江农贸大市场建设及乡镇农贸市场提质改造；力争东坪、梅城、平口年内实现供气，红岩水库6月底前恢复供水，启动江南、马路镇区改造；推进力天钨业2000吨钨酸钠生产线、安化标准化卷烟物流中转站、思源学校主体工程、二人民医院综合楼等各类企业、物流园、学校、医疗卫生项目设施建设。

以培育实体为重点，推动产业提质升级。确保年内新增省级高新技术企业2家以上，完成园区基础设施投资10亿元，新增规模企业8家，新开工项目8个，标准化厂房利用率达到85%，确保5家以上新企业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启动中药饮片厂及现代药品配送中心建设；策划体现梅山文化和黑茶文化的特色大型实景剧，建设旅游精品村5个以上，培育金牌农家乐20个以上。

 

安化，从古到今都有哪些族群生活？作为安化人，我们的祖先从哪里来，又播迁到了哪些地方？安化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安化人：从远古到今天

 

古代族群的依稀踪迹

1988年，安化县小淹青桑村出土了砍伐器、刮削器、石片、石核等文物，经考古研究确定为旧石器文化遗存，这说明安化早在1.5万年前就有人类生存，不过他们属于哪个族群，又有怎样的变迁，仍有待研究。随后陆续出土的大量实物证明，古代进入安化的有三苗、越人、楚人等族群。

 

三苗

1986年，县城南区城埠坪、马路镇潺溪坪发现了新石器遗址。主要文物有夹砂红陶、褐陶、灰陶、夹砂黑陶、泥制红陶等和部分磨制石器；陶器形状以釜、罐、壶、缸为主；石器有斧、锉、箭簇；纹饰以粗方格纹、弦纹为主。专家认为这些遗址属于石家河文化遗址，属于土著的三苗文化遗存。

三苗，一般认为是蚩尤的后裔或蚩尤部落集团的成员，又称苗、有苗，是古代文献对苗蛮的称谓，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族源之一，后来形成了今天的苗族、瑶族、侗族等民族。“三苗部落在涿鹿战败后退居江汉、洞庭、彭蠡，组成了新的部落集团三苗国，中心就在现新化、安化一带。”（谢南斗《湖南人的来由》）后来，三苗部落又翻山越岭离开安化，沿沅水流域与来自江汉平原的荆蛮一道迁入西南，进入武陵、五溪地区，即今湘西、黔东、川东南和鄂西一带。没有离开安化的苗蛮便融合成了后来的楚人，继而成为汉人。凡有三苗活动过的地方，如沅水、资水流域的不少地方都有蚩尤地名和蚩尤屋场、墓。

安化在汉代就称为梅山，至唐僖宗年间，“梅山遂为蛮猺所据，曰梅山蛮。”（清同治《安化县志》）根据梅山蛮的犬图腾，以盘瓠为始祖来分析，梅山蛮与苗族一脉相承。三苗，就是梅山蛮的源头。三苗文化，就是梅山文化的源头。

 

越人

1986年，大福镇东江村出土的钺、矛、剑、筒形器属典型的越式青铜器，这是安化曾有越人生活的证据。

扬越是北来的扬人与江汉间越人结合而成的部族。约在公元前2000多年，善舟楫的“扬越人坐船经长江过鄱阳湖进入洞庭湖，经湘资沅澧进入湖南各地。扬越人的亲族性很强，一旦发现哪里土地肥沃，就呼朋告友，引更多的族人迁来，与当地的炎帝及蚩尤后裔融合，成为湖南的第三大族群”。（谢南斗《湖南人的由来》）据此推测，来到安化的扬越人，可能最初落户在资江、洢水、沂溪沿岸。随着三苗的离去，扬越人成为了安化上古族群的主体。扬越人有看重手艺、四海为家、崇拜女性等习俗，形成了梅山文化的又一重要母体和源流。

秦末，番（今江西鄱阳县）令吴芮率“百粤（古文献中“粤”和“越”互为通假,可随意互调使用）之兵”，为灭秦立下大功，这百粤之兵就是以扬越人为主。高祖“徙衡山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吴芮之将梅鋗有功……随芮之国长沙，以益阳梅林为家，遂世有其地，自汉至五代，皆称梅山焉”。（清同治《安化县志》引《楚志》）梅鋗和他的越人部队来到了梅山，成为了梅山又一越人族群。

有专家甚至大胆推断，安化还有蓝夷人、桂人、牂柯人等越人族群生息过。认为不少带“蓝”字的地名，如蓝田镇（今属涟源）、蓝石、蓝石溪等，大多有蓝夷人居住过；奎溪坪，则是桂人留下的地名，桂人为南迁至湘南粤北和桂北一带的圭人；“羊角”、“渣洋”、“山洋”、“洋溪”等带“羊”、“洋”的地名，则极可能是牂柯人迁徙经过之地。

 

虎方人

在高明乡靠近宁乡的一个山坡上，出土了一件“虎食人卣”，这是一种以虎为图腾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虎”为虎方人的“族徽”。虎方，源于虎氏族，是黄帝系统的六个胞族之一。

安化境内有多处以“虎”、“夫”命名的地方，如敷溪、虎皮溪（今东坪境内）、打虎坪（大福坪）。专家认为，这是虎方人居住留下的地名。《南蛮源流史》则提出“扶乃虎之转音”，梅山左甲首领苞汉阳（又作符汉阳，也称扶汉阳），是白虎夷人。

楚人

安化地处资水中游，资水是楚国的战略和商贸交通要道，需要有人把守。战国时期，楚国曾经大规模地向黔中郡（今常德）移民。1986年，江南镇边江村渔塘湾发掘的东周遗址，出土有陶器、石器、青铜器、铁器，其中陶器有鬲、缸、钵、豆、网坠等，大量鬲的出现证明楚文化已进入了安化这一地域。

移入境内的楚人与原先居住在这里的三苗、越人融合，成为上古安化先民的主体。楚文化进入前，越人尚未掌握汉字，自然也没有毛笔。楚人带来了漆器、工艺、绘画艺术、音乐舞蹈、文学哲学，溶化了越文化。楚人信鬼神，好祭祀，因而巫歌巫舞、祭歌传播相当广泛，其中许多因素至今仍有影响，成为湖湘文化和梅山文化的又一源头。 

濮巴人

巴为姬姓，是江汉诸姬之一，为周族。巴与濮原为两族，后因长期杂居成为一族，故称巴濮。安化苍场出土的一件汉代青铜錞于，顶上装饰着昂首而立的猛虎。这是巴人的一种乐器，用于行军作战，鼓舞士气。1992年，益阳地区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安化出土的青铜短剑，剑柄上装饰有高浮雕的几何纹图案，十分精美，这种风格的短剑是典型的濮人遗物。由此可以断定上古的安化有濮人生息过。

十里不同音的族群大融合

安化人既然自称霸得蛮的梅山蛮，那是不是真为梅山蛮的后裔？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到了明嘉靖年间，“丑虏（猺人）孓遗无几矣。”（明嘉靖《安化县志》）至清同治年间，“扶氏、苏氏无闻焉。”（清同治《安化县志》）今安化境内的谱牒查不到梅山蛮的后裔。置县时的梅山蛮哪里去了？后裔又在哪里？清同治《安化县志》的答案是“章子厚开梅山，民皆逃奔（绥）宁邵（阳）”。据考证，部分梅山蛮及其后裔后来又迁往更偏远的靖州、洪州、洞口、江永、通道、道县，甚至广西、广东等地，形成了现代的瑶族，这在《瑶族古都千家峒》、《零陵民族志》、《绥宁民族志》、《南蛮源流史》、《宝庆府志·氏族表》等史志中都有记载；大部分留居在梅山地区的徭人都已融入汉族之中，如今新化、安化的苏氏、扶氏就是当时的土著民后裔。

现代安化人的祖先都是从哪里来的？统计元代及以前入籍安化的各姓氏第一个始迁祖，52姓中30姓族谱未载迁徙原因，只有22姓载有迁徙原因。其中，避难（战乱或灾难）迁入的7姓，辞官隐居的2姓，“隐德不曜”或随父隐居的2姓，奉（父）命或随宗亲迁入的5姓，奉旨移民的2姓，还有“入籍落业”（在当地当官，然后定居该地）或随父宦游的3姓，其他原因的1姓。

来安化最多的是朝廷移民。从五代到明代，朝廷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江西移民湖南运动，均有先民迁入安化。“后唐同光二年（924），值藩王李不遵约束，到吉州占夺圳上民居一百八十里，民田三十万顷，居民尽数发湖南府县安插。”（《湖南氏族源流》）这一时期迁入的有李姓始祖李洪大等叔侄五人、陶姓始祖陶昇。“北宋熙宁间（梅山）开复，驱獠远之。以豫章人满，召华族居焉。”（《清康熙新化县志·序》）“移江右之民，以实梅山，不分老少，不分宦民，不分贵富，五丁抽二，三丁抽一。”（《梅山客户》）这一时期迁入的有游、孟两姓。明代奉旨移民者众。元朝末年，湖广地区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厮杀拉锯的主要战场，人口因大量逃亡大量死亡急剧减少。史载安化当时“驿使十余日，荆棘没人”。（清康熙《安化县志》）明灭元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移民，形成了著名的“江西填湖广”运动。统计唐至元代入境的第一个始迁祖，52姓中直接或间接由江西迁入的41姓，占近百分之八十。其中，又有19姓是从江西泰和县一个地方迁来的，有23姓是先迁入新化、益阳、湘乡、辰溪、溆浦、邵阳、宁乡等邻近县后，再转迁入安化的。移民程序是由接收的县、府向朝廷打出报告，经批准确认为移民接收地，根据就近（如江西北移湖南北）的原则确定迁出地，强制移民。一时间长江上西行的移民船只一艘接着一艘，陆路上拖家带口的移民也络绎不绝。移民到达目的地后，允许插标占有荒芜之地。插占的土地为官田，朝廷“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明史·食货》）三年后官田亩征三斗九升三合，官地亩征三斗七升税赋。如果移民插占土地的原物主回来了，则朝廷另划相等面积的荒地供其开发，这种田叫民田，朝廷没有优惠，税赋起科每亩二斗六升七合五勺，民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这段时间内迁入安化的姓氏有闵、严、俞、宁、曹、扶、蒋、邹、龚、宋、雷、鄢、文、尹等35姓。

当然绝大多数的先民是自发迁来安化的。按入境时间分，宋熙宁五年（1072）建县前入境的有5姓（唐代1姓，五代4姓），宋代入境的27姓，元代入境的20姓，明代入境的58姓，清代入境的14姓。先民之所以自发迁入安化，一是避税赋、逃兵役（徭役）隐居，以居住在高山岭上的多。二是经商落户安化的，以居住资江两岸商埠和广西至京驿路安化段集市上的多。1992年《安化县志》：“安化自清代茶叶兴旺……陕、甘、晋、鄂及邻近的湘乡、益阳等县茶商，纷纷来县从事茶叶收购、运销业务。随后各地木商、药商及手工艺者纷纷迁入县境从业。”如敷溪、黄沙坪，清至民国商贸航运发达，先后迁入的姓氏达20姓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商贾云集的商埠。三是为置业。安化地广人稀，土地资源丰富，加上地理条件相对较差，开发较晚，土地价格相对较低，吸引大批先民来这里创业。

避战乱灾难始于五代。五代迁入的李氏缘于避太原兵乱。宋代因避战乱而来的有王氏、梁氏、曾氏等姓。元代因避元兵追杀而来的有赵、张等姓，避瘟疫迁来的有吴氏。

因为各族群迁入时期不同、原迁地各异，先民们的语言差别很大，所以安化十里不同音的现象十分普遍。

 

遍流四海的安化人血统

安化先人来自县外各地。同时，安化人又不可避免地迁移到其他地方，将血统流播全国甚至世界各地。

据《益阳县志》，自元末到清乾隆年间的400多年中，先后迁居益阳的安化人，有29户25姓。

安化迁出的最大支，当属徙川。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繁。四川（包括现在的遵义、重庆）人口从明万历年间一千万左右，锐减至八万人左右（1661年清朝政府统计），许多地方成为千里无人烟的荒漠。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扩大税源，顺治年间（1644～1661）颁发了《垦荒令》，“招来各处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荒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俟耕至六年后……方议征收钱粮。”康熙朝为了保证垦荒政策落实，修订了《垦荒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并把垦荒多少和人口增减作为对州县地方官员年终考绩的一项依据。清政府倡导的这次人口重建性质的移民入川，因为以湖北、湖南的移民最多（占70%），俗称“湖广填四川”。

徙川，大都选择在农历的十一月至第二年的正二月即“今冬明春”起程，次年春夏之交到达目的地，搭棚安身，垦荒种地。长江三峡水路和沿江陆路的地位最为重要，也成为湖广填四川移民最重要的交通通道。《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记载，“楚人入蜀者，必由二水（指长江、汉江）溯流而上”，这大体勾出了安化先民徙川路线。据《王氏族谱·西蜀陆程表》，安化到四川遂宁1230公里，需经过地方载有76处。路线：安化—桃源—慈利—张家界—龙山—来凤—利川—大竹—南充—蓬溪—遂宁。安化黄氏则是经湖北孝感入川的。孝感是填川移民的驿站，一般的人要在这里生活1～2年，等待分配落业地。

安化徙川的人数，只能从族谱中看到一些零星记载。以成年男性为例，居住小淹一带的彭姓人士（彭彦清裔）徙川339人；居住江南、小淹一带的刘姓人士（刘子明裔）徙川237人；居住江南一带的王姓徙川156人，居住上马、滔溪一带的李维新裔徙川158人，居住仙溪、长塘的姚姓徙川100多人；居住陈王、长塘、梅城一带的陈氏徙川33人，居住在浮青的蒋如珪裔徙川20人，居住在库区的夏子章裔徙川15人；居住在小淹的田头萧氏徙川200人，占当时该族总人数2799的7.1%。如按一个成年男子带2.5人计算，以上各姓徙川人数至少得翻两番。

徙川多集中在清康、雍、乾三朝。据彭氏族谱载，彭彦清裔有明确徙川时间的共18批次，339人。其中，康熙年间10批次，220人；雍正年间1批次，59人；乾隆年间7批次，60人。族谱中可考的徙川时间，出现最多的为康熙年间五个年份，即丙子（1696）、丁丑（1697）、丙戌（1706）、已丑（1709）、辛卯（1711），这说明1696—1711年是安化先民徙川的高峰期。

安化先民徙川落业地点，主要是川东山区和四川盆地，其中以盆地居多，集中在遂宁、蓬溪、合川、鹤川、夔州（奉节）、荣昌、彭水、渠县、施南、绵竹、射洪、临水、永川、南庆、三台等地。安化人徙川各姓，大多成为当地大姓。主要落户在潼南的安化吉氏现已发展成7000多人的大族，比现在安化吉氏总人数还多。入川的小淹彭氏至2007年，已发展成4670多户18700多人的大族，比安化彭氏总和还多4000人。落户多处的江南王姓，如今在川总人口则达60万以上，是始迁地的近10倍。

进入现代社会，水陆空交通日益发达，世界成为地球村。加上人才交流日益频繁、谋生手段多样化，户口迁移甚至国籍变更都不再成为难事，国家重点工程移民、考取学校服从分配、参军入伍转岗、创业务工就地安顿等……哥哥带弟弟，亲戚带亲戚，邻居带邻居……安化人更是走向了五湖四海。仅修建柘溪水库，安化就移民常德、沅江2.8万人。安化在全国各地组织的安化老乡会、安化商会不计其数，县人民政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许多城市先后建立了县经促分会。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十年来在县外落户的安化人达5万以上，长期在外务工者至少25万人。

由停滞六百年到几何级数暴涨的人口

安化置县之前，没有人口记载史料，我们只能从有关史料中窥测。

据清同治《安化县志·杂说、安化开史略》记载（下同），北宋开宝八年（975），“石曦平梅山，俘数千人”。后来梅山蛮征战不断，说明所俘之兵没有伤及梅山蛮的元气。宋制，成年男子曰丁。单从俘获的蛮兵看，（如果按“兵”全部是“丁”，每丁带2.6人计算），涉及的人口在2万左右。如果按梅山“安化全部，新化半县”（《湖南通志》）折算，安化所涉及的人口有1.5万以上。

但太平兴国二年（997），“客省使翟守素及田绍分调潭州兵大破梅山，蛮兵二万，尽斩之。余五千，遣归谕诸洞。”如果每丁带2.6人计算，涉及人口当在6万以上，安化应占近4万。

而“仁宗庆历初，徭人数为寇，刘元瑜知潭州，使州人杨谓入梅山，说酋长，四百余人出听命，籍为民凡千二百户。”如果按户平5.6人计算，涉及人口不足7000。

清同治《安化县志·卷十五》载，宋熙宁五年（1072）壬子十一月置安化县时，“得主客户一万四千八百九，丁一万九千八十七”。“主户”即指扶氏、苏氏蛮人，所谓“客户”即指汉人因故逃入梅山与蛮徭杂居者。按每丁带2.6人折算梅山地区总人口超过5万，安化至少3万人；按每户5.6人计算，至少有8万人，安化至少5万人，还不包括退居深山继续反抗者。

安化置县为益阳县的资江、东坪、归化、中山、常丰、洢溪、清塘乡及鳞安半乡，湘乡县的常安乡及长乐半乡。隋、唐、宋制4户为邻，5邻为保，5保为里，5里为乡，一乡为500户。按户平5.6人计算，安化前四乡后五都至少4500户应有人口2.5万以上。宋制，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之别，四千户以上为望县。宋崇宁元年（1162）《宋史·地理志》及清同治《安化县志》均载安化为望县，如果按每户5.6人计，也应有2万多人。

除太平兴国二年的理论推算人口出入太大以外，其它几处记载推算出来的安化建县时人口都应在2.5万以上。

按常理，人口是呈自然增长趋势的。可据清康熙《安化县志》记载，明洪武24年（1391），全县才有2541户18348人。如果把明初的人口看成是元末的人口，那么安化经宋历元之后，人口比宋熙宁五年（1072）反而降了61.5%。

明代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人口应该得到相应发展，但实际人口不增反减。清同治《安化县志》“万历十年，户一千六百六十六，口一万一千九百一十九，丁（明洪武十四年编《赋役黄册》，男年十六至六十为成丁）四千五百四十一”；与明洪武24年比较，户再减34%，口再减35%。

清初，安化人口“初仍明籍”。这说明安化在300多年里人口没有增长。我们可以找到人口减少的许多理由。如元统治者对汉民族实行恐怖统治。蒙古军队所到之处无不“杀戮殆尽”，认为“汉人无补于国”而“悉坑其人”。《湖南地理志》认为明代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封建王朝税役苛重，人民隐丁逃役，或寄籍豪门，或流亡异地，或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从而出现人口反常现象”。体现在《安化县志》中的则是前文所述的“民皆逃奔（绥）宁邵（阳）”，重要的原因在安化本身。安化天灾多发、人祸频繁是抑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据《湖南自然灾害》、《安化县志》资料统计，“自宋置县至1949年的877年内，全县共水灾76次，其中连续二年的3次，连续三年的2次。”大旱灾72次，其中连续二年的7次，连续三年的2次；大饥54次，风灾6次，雨雹11次，雪灾17次。大水大旱之后是大饥，接着就是疫灾，往往“十室九空，虎群行食人”。大饥也导致“盗起”，如元至正十三年，“陶金夫人伪称‘红巾’杀掠，市井一空”；明崇祯十二年“盗贼蜂起，长宝蹂躏更甚”；“贼张先璧入境，焚掠无算”；南宋钟相杨幺起义军进抵安化，县城毁于战火；潭州人张唐响应文天祥抗元，一度占领安化；陈友谅与朱元璋争雄，安化亦在争战中；如张献忠一部于明崇祯十六年进据安化，其余部李定国部依托南明抗清，朝廷追剿达六年之久；清顺治四年，“长沙溃兵（张献忠一部）经过杀戮者枕籍”；“戊子（顺治五年），马进忠、牛万才、刘体纯、张光翠合溃兵自武陵来，复焚劫杀戮如前，有家无噍类者”；清康熙年间，吴三桂反清，一部占领安化肃清时间也有6年之久……

安化的人口数与全国一样，在清代中期开始暴增。到清同治八年（1869），有户34351，人口255525，增户32685，增长19倍多；增人口243606，增长20倍。这与清代先后两次减免赋税有关，与乾隆时改“丁赋”为地税对人口的刺激有关，也与各地商人和手工业者涌入有关，但最根本原因在于粮食的增产。安化是山区，在漫长岁月里，水田有限，旱土低产，即使加上“上山放緤”，人们取得的食物也很有限，抑制了人口的增长。直到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安化从广东引进红薯，“同治年间县内许多地方以红薯为主食”，加上“清乾隆年间普遍种植玉米”（《安化县志》），安化出现了“朝夕果腹，多包粟红薯”的景象。可以说，一个红薯壮大了人口数量。

当历史的进程走到1951年8月，安化划出东南部约占全县五分之一的面积成为新建蓝田县的主要地域，划出人口27.4万余人，也还有12.9万户、人口49.7万余人。安化总人口虽然在1958年至1960年曾有过短暂的负增长，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使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整体上涨趋势并没有改变，到21世纪初就已成为26万余户百万人口大县，基本上每年新增人口1万人。如果以清康熙初年县情基本稳定为起点，以明万历十年的1166户1.1919万人为底数，以25年为一代人，则300余年13代下来户数增长了220倍，每代平均增长了17倍；人口增长了83倍，平均每代增长6倍还多，平均每年净递增近2800人，说呈几何倍数暴涨一点也不夸张！

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安化人

安化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安化人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也是安化世代人文蔚起的根本所在。

宋元符三年（1100），刘允迪成为安化首名进士，后官任郴州法曹。继刘允迪之后至清，安化一批又一批的以学致仕者接踵踏上历史舞台，有进士12人、举人102人、贡生345人，七品以上文职官员190多人；还有武进士1人、武举人15人，千总、守备以上的武职官80余人。如明代的河南廉访使周依仁、山东巡抚张骥、福建布政使麻冕、南明桂王兵部左侍郎尹三聘等或为官清廉政声颇著，或矢志报国忠节可嘉。到了清代中晚期，安化读书致仕者众。清代两江总督陶澍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经世致用奠基人、清代湖湘人才群体先导，也是清嘉庆、道光之交公认的诗坛领袖，现代研究学者将他的成就与唐代的李靖、宋代的范仲淹、明代的王阳明相提并论。陶澍之后，罗绕典、龙锡庆、黄德濂、黄自元、贺宗章、丁连科、黄凤岐等官至总督、布政使、道台、副将不等。他们在改革陋习、赈救灾荒、振兴教育、平息叛乱、抗御外侮、守卫边疆等不同领域作出了贡献。其中黄自元的《间架结构九十二法》至今为学书者所珍爱。黄凤歧曾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剑术老师。还有一批博学多才、熟读经史的宿儒，或在府州县学任职，或主讲书院，或著述宏博。如姜子万应诏修《永乐大典》，王崇纲应诏预修《四库全书》。

进入20世纪，安化涌现出了一批革命先驱和爱国志士。如李燮和五任总司令（即临时总司令、吴淞军政分府总司令、援鄂联军总司令、光复军总司令、光复军北伐总司令），为辛亥革命胜利立下了殊勋。李唐、廖湘芸等在讨袁、护国、护法中，为巩固广州军政府作出了贡献。李聚奎、邓克明等成长为人民解放军中级将领；卢盖军、刘清凡、熊彭年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彭先泽、张自立、李芑荪、梁焜燿、罗驭雄等成为实业界人士、专家学者；老学究夏德渥因著《中华六族同胞考》，毛泽东主席登门、致信求教。

新中国成立后，安化人才辈出。获得少将以上军衔的有杨迪光、刘胜岩、龚密祥、王赤才、李作成等；政界有夏赞忠、王众孚、刘汉桢、王达智等省部级领导，联合国新闻部媒体合作办公室主任谌芳等；科学界有工程院院士龙驭球；文化艺术日益繁荣，出现了全国知名学者吴奔星、刘起釪、李旦初等；吴翰云担任第二任主编的《小朋友》杂志温暖了数代少年儿童，彭伦乎的《烘房飘香》由福建大学列为示范教材，廖静仁的《红帆》《资水河，我的船帮》等由《中国文学》译成英文、法文向国外推介，李果仁创作的花鼓戏《打铜锣》映遍大江南北，涌现出了龙燕怡、廖泽川、刘德中等名扬全国的歌词作家，“北漂”何沐阳被誉为中国现代民歌之父；平口伢子刘习聪成为中国第一位出席联合国会议并发言的特岗教师。体育界出现了唐九红、龚智超、龚睿娜、黄穗、陈琳、田卿、谌利军等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安化被誉为“世界羽毛球冠军的摇篮”；梁兆果、胡吉主、谌小峰、梁艳红、孟石源等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企业界闯出了航翔广告、大卫地板、白沙溪黑茶等品牌。

A

策划 本刊编辑部

撰稿 龚日堂 金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