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 金华山

 父亲在农历甲申年（1944）重阳节出生，因随时令取名为重阳，后来又为求得与两个伯父名字的相谐取了一个叫重中的名字。父亲有兄弟四人，排行第三。小时因患病严重，身体发育受阻，成年后也是几兄弟中个子最小的，人送外号重阳菩萨，这外号一直到我懂事时还有他的同辈人在叫。

父亲个子小，力气同样小，反正帮不了家里什么大忙，便幸运地进了学校，一直读到初小（小学）毕业。遗憾的是，父亲不是读书的料，能够说给我们听的精彩章节，无非是有着课堂外将剩饭养成甜酒的小聪明，曾经好一场大火烧得学校只留下片废墟之类。而到生产队出工呢，则直到母亲进门也还是个九分工（男劳力一般都是十分工）。

因为识字且愿意担责的人实在太少，父亲在生产队当了计工员。也许父亲确实是资质有限吧，听说为了学会使用算盘，特别是做除法，他可没少挨师父元峰伯的骂。计工一般是晚上加班，父亲这份兼职其实并没有为家庭增加多少工分，倒是害不识字的母亲一见纸条就必须小心收捡。这份工作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生产队里每当有要用笔的时候都是父亲来完成，每次分配东西时父亲都是拈座阄（最后一阄）。我们那份座阄拈得的冷浸水责任田一直从联产承包开始耕作到现在，面积最窄坡度最陡葬坟最多的自留山也是父亲的座阄所落。为这，父亲没少挨全家人的数落。

父亲是个极少主见却又非常武断的人。之所以说他少主见，是因为大多数时候都是根据别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之所以又说他武断，是因为他的决定大多是一时兴起，连母亲的意见都基本不会征求，是典型的一言堂家长作风。比如分家后建房，本来有邻近集镇的地基可选，但别人一句“此处曾发生过火灾，是个火烧坪”便不再理会这里；祖父一句“不如起到金华山庵堂边上去给启元和尚打伴”，旁边几个人一附会，父亲立马就决定了，并将旧房折价给了二伯，等别人对母亲说“你要起新屋了”时母亲还蒙在鼓里。比如田里种什么稻子，旱地种什么作物，也都是别人说什么好就播什么。甚至时政新闻、地方故事，都是别人那传过来的就是金玉良言。村上修路要占用一些土地，我家离集中地最远，父亲便像得了个大便宜似地金口频开这里一坨土补给谁那里一坨土补给谁，而家里谁也不知道他做了“好人”，当然公路最后受益最少的也还是我家。父亲喜欢串门，却出门前从来不跟母亲打声招呼，回家来也从不预先咳几声哼几句调子给个预告，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常到半夜也不敢入睡，就是到现在也还改不了这种独来独往的习性，从这点来说父亲是个不称职的丈夫和家人。也由于父亲做事从不打个招呼，家里几次出现险情。有一回刚吃完中餐，父亲背着喷雾器进了屋，瞥见餐桌碗里吃剩的小白菜，突然蹦出一句“我上半日才打咯甲胺磷”，幸亏镇上医院才不到两里路程！

父亲心眼少、能耐小、手头经常很紧张，家里直到责任制前夕才还清建屋的旧帐。父亲二十岁时和母亲结婚，第一次见母亲时穿的一件白衬衣是向个子魁梧的大伯借的，将屁股都盖住了。听母亲说，父亲结婚后没有分家的那段时间，连理发钱也必须跟祖父要才行，这在湾子里是绝无仅有的。正因为过怕了没钱的日子，父亲一直以来都相当节俭，甚至可以说是吝啬。父亲常说“惜衣得衣穿，惜钱得钱用”。能捱一段时间再买的东西绝对不会立即买回，同样的东西能买到便宜货的绝对不会搬贵的回。要他买活鱼他说活鱼提回家也会死就直接买了死鱼，要扔掉买回的变质肉食他却说臭肉不臭味，乘公交车非得等着价格最低的一趟。家里曾种了柑橘树，父亲一般只吃样子丑的或切掉烂瓣的半边果。受父亲的熏染，我多年来都有买特价水果的习惯。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与妻子结婚都已数年儿子也已会喊爷爷了的一个过年天，父亲突然从镇上买回一只很肥的已褪毛的鸡，待烹熟吃到嘴里有浓重的麻舌感觉，他才告诉我们这鸡是吃坏了食物别人不要的，他一共只花了9元钱，而正常情况下这鸡至少在25元以上。也因为手头紧，就图点小利，父亲上尽了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卖铁锅的挑担锅子串村，父亲居然因为便宜了几块钱一担全买了下来，结果全部是一用就锈的劣质品。我调到县城工作后，家里那丘冷浸田插上了高笋，一日回家帮忙剥壳时，发现父亲总是独自闷笑，边笑还边自言自语“咯江西人硬是蠢得要死”。几经追问，父亲才道出是两个江西人急于兑换现金将一块四方金砖卖给了他，并得意地说“寸金寸斤我称了的刚好一斤”。我立马知道这一年的高笋算是白收了，带着父亲和他的金砖来到派出所，干警说“你咯号金砖我咯里已经有半箩筐了”，父亲顿时一脸懊丧连声叹长气。

其实仔细回味回味湾子里长辈们的言行，却发现父亲在我眼中的这些不堪又是那么地普遍，父亲不过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而已；与对我们儿女特别是对我这个独子的爱意相比，与对家庭的担当相比，与对生活的抗争相比，父亲的这些不堪都并不重要，正所谓瑕不掩玉。

我们本有五姐弟，但两个弟弟在我不到五岁便病故，父亲生怕我这棵独苗再出意外，处处比两个姐姐更显疼爱。才七八岁，父亲到小淹卖甘蔗便带上了我，教我学会了认秤、用秤及与别人打交道的基本礼节，见识了鼠药地摊、卦位、瓜子盘、油粑锅等各色底层谋生的艰难，知道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差别，为我要通过读书渠道改变命运萌了芽。父亲坐街边卖菜时一般几分钱一个的包子都舍不得吃，但当我要钱买连环画或租连环画看时却从不拒绝。不必太多技巧的农务事我大多干过，但也只是干过而已，因为父亲压根就没有动过将我捆在农务上的想法，我知道他是让我知道“工难做、屎难吃”的理。刚进初中门，两个姐姐便为家里全力供我“跳出农门”辍学让了道。我读初中的安化九中正好是父亲读初小的老学校，虽然离家的距离也不是不能走读，但父亲还是坚决为我报了寄宿，家里一有好点的菜食便让二姐为我送来。因为学习成绩较为突出，在家长会时总是受到表扬，也算给父亲长了脸。记得有一次开完会后，父亲还高兴地翻了一回单杠。“加劲读”，这是印象中读书阶段父亲对我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读师范二年级二期时，我的学习成绩一度非常糟糕，班主任在评语里写了“最后几名”的字样，父亲看到后语重心长：“最后12（班主任的‘几’字写得不紧凑，颇如阿拉伯字母‘12’）名，要加点劲啊！”那一刻，我真恨不得一年的学习能从头再开始。三年级时，我的考试成绩重新回到班级前三，可惜新班主任却没有填写通知书，没能让父亲欣慰一回。

初中毕业，我不负家庭期望考上益阳师范，成了吃国家粮一族，毕业后却分配到了更偏远的山界。等调到江南时，父亲已年届“天命”，身体愈加瘦弱，但遇有体力活时父亲仍然走在我的前头。到别的村打米，父亲总是自己挑更重的一担；同抬一根树，父亲总是主动选树蔸一头起掮；捡茶籽，父亲总是选最难爬的树自己上；劈柴，父亲总是将径围细的留给我。

我结婚了，也当了父亲，但父亲对我的疼爱丝毫不减。能够自己完成的事情，父亲从不向我开口，甚至自己患着重感冒吃不下任何东西却特意做了饭菜送到我的手上。如今我也奔“天命”了，在父亲眼里却仍是小孩，仍然不忘提醒我“快些加衣”、“莫闭了汗”、“早点睏啊”。若是呆在电脑房里总不出来，父亲少不了静静地端杯热茶搁桌上，似懂不懂地看看电脑显示屏，交代一句“莫太搞久了”又静静地退出房间带上门。

父亲向来喜欢打骨牌跑和，还有些上瘾。牌技不上档次，赌资等级也总是一个地方最低级别，绝对是娱乐至上的那种。母亲数落多了，我也时不时要探探他的输赢底子，他却胸有成竹：“放心，我不得扯烂皮的，就磨下手板皮消日子。”比比老年痴呆连回家的路都找不着，父亲这点爱好还真不能抹。

父亲一生体弱多病。年轻时常时不时就倒地不省人事，害母亲不知跑了多少夜路请人打火罐烧灯火。可能是吃多了坏死有毒食物，父亲患得最多的是疖疮肿毒。别人的头顶是个发旋，而父亲却因为这里刚好生过疖疮变成了两条光滑的小肉瘤，而父亲偏因省钱而习惯理光头或很浅的平头，瘤间的缝隙里因剃刀不能到位而青丝如线，与肉瘤形成强烈反差。父亲的左眼皮也因为生疖而留下一挂浅浅的“姜汁儿”，生气和大声喷话时眼睛一鼓，左眼更是白多黑少，童年时对我的威力丝毫也不亚于他那并不经常扬起的巴掌。直到六十六岁那年一个“背花”折磨了一个多月时间，疖疮总算不再纠缠父亲，可伤风感冒又成了家常便饭。不是无法忍受，父亲轻易不进医院，最大原因当然还是舍不得花钱。大概是五十多岁时，父亲就患上了疝气病，一段肠子掉进阴囊里，但一直扛着。最近，同病相怜的舅舅做了手术，我动员父亲时，父亲却说“我的掉下来还收得回，没事”，坚决拒绝。

长期在身体上多病，在生活上多挫，父亲自然而然地将对平安的祈愿寄托给了神灵符祝。父亲从我记事起就喜欢看“八字”，阳寿从37岁一路看到39岁、41岁、47岁。一副不到四十岁备就的寿材搁楼梯边，让我们一家人每次上楼都引发无限恐慌，生怕父亲真在哪天弃我们而去。或许是因为阎王总不依“八字先生”的推断，或许是因为我们做儿女的坚决抵制无情打击，父亲47岁后再没有跟我们提过看八字断阳寿的事情，那副老寿材也因别家的意外送走。我们小时有什么估计医生看不出的病，父亲也基本是请湾里的老道士耀公公拍拍“天灵灵地灵灵”的令板、打打如小羊角的卦片、赐碗神茶手心里摁三摁额头上推三推。有一次晚上做法事，耀公公正要祭天地师尊时关在箩筐下的小雄鸡却不知何故突然消失，父亲一连声地责怪我们几姐弟“心不诚”。第二天一早，这小公鸡却赫然立在二楼顶上的一块小木板上，躲过这一劫的小公鸡一直活到那年年关。至于盖着印信沾着雄鸡血读不出音的符咒，如今老屋的好几块门楣上甚至我和妻子的婚床上都还可见痕迹。我在中学教书时，有一段时间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差，医院也检查不出什么病，父亲咬定我是走了游魂，并带着全家到一个仙娘家去给我收游魂。法事做了一个多小时，数父亲跪地爬的时间最久态度最认真。末了，还请仙娘开方剂来了个医巫共济。之后的两天我都被强劝着吃他按仙娘的方子做成的一种粉剂。我吃时总是反胃，感觉得是吃了土渣，反复质问是什么药，一家人都笑而不答，最后才以“保证不骂人”的承诺从妻子口中套得实情：你猜的冇错，是蚯蚓炒焙而成的粉末。“哇——”我立马呕得天翻地覆！对于父亲的这些举动，我童年时一无所知觉着新鲜而恐怖且迷惑，少年时开始接受唯物主义新知觉着无知而无奈，青年时出于对文化现象的关注而试图涉猎破解，进入中年才发现这些所谓的迷信原来竟有穷一生也难以贯通的无限深奥。父亲无知，所以真诚地相信和膜拜，他做了心里也就踏实了。等到自己做了父亲，回想儿子两三岁老这不舒服那不舒服针也打不灵药也吃不灵，我不也跟着父亲去访了仙娘给儿子认了干娘吗？我眼中父亲的那些所谓荒唐和迷信，其实都是对我们最无奈而又最虔诚最入骨髓的爱啊，而我却曾经是那么地怀疑、无视甚至诘责他的付出。

农村一般是男主外女主内，但父亲在家务上却并不一味依靠母亲，洗扫烹调样样可以应对。自从我参加工作后，父亲将“家业”的管理也全部交给了我。父亲对母亲的确有些过于独断，他的“堂客们搞得么的清”也很遭母亲和我们反对，但心底里还是装着母亲的。前年年底的一天晚上，母亲因病差点背过气去，父亲一夜忧着守着没睡，也没有惊动我们，第二天将事情告诉我和妻子时，语调满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悲戚、焦虑甚至恐惧。

父亲虽然多病少力个子小，湾子里的红白喜事却从不少他的身影。父亲曾勉力作过金刚，一次将柩木落穴时不小心摔到柩顶，腰痛病便一直与他结了伴；抬不了灵柩，“都管先生”还是可以当的，要么就服从“都管先生”的安排去做他的烧火工；近些年遇丧时兴作法事，父亲因为认字多又专司《血盆经》诵读，从不拒人。

作为传统型的农民，父亲对土地的情结非常之深。为了那三亩冷浸田能尽可能地多产谷子，每年双抢我们都要将稻草还田。别家的只是将稻草斩碎撒匀就行，我家的却是一束束地压进犁槽，至今我都难以忘记抢在水牛下一圈犁槽前一身湿漉抱着稻草深一脚浅一脚的狼藉。可稻田却总是不给父亲面子，二三十年下来，产量最高的还是散集体时育秧的那一届早稻，亩平有个五百五。几分旱土则不知父亲已多少次翻过来又翻回去，就是我也在工作之余也踏出过数不清的脚板氹、耙出过数不清的鸡婆坑。化肥还没有大行其道时，为了积草木灰，房前屋后的沟沟坎坎至少让父亲给削下去半尺厚。看着如今的冲水厕所将人粪尿全引到溪河里，父亲百思不得其解：“作惜了啊，人就是吃了自己一泡屎呢，粪尿泼出的菜软都软爽好远！”

我和妻子虽然工资不高，一家人节省着用还是勉强过得去的，但父亲想的是“帮得你们一天算一天”。家里喂猪卖钱的事一直坚持到与母亲都来县城和我们同住，农家小菜也基本是他和母亲劳作供给。“一日三，三日九，要钱用的。”这是父亲认定的理。2015年芒种日，我们搬到南区新居。担心父母亲劳作惯了闲不下，我和妻子在林家冲找了一丘荒田来种。想着可以吃到自己劳作的菜蔬，父亲兴致很高，从江南带来锄头砍刀钉耙进了冲拓荒。太阳虽然不是很烈，但小半天下来不见回家，父亲会不会中暑了？我快步赶到菜地，父亲正杵着锄头弓背喘息，瘦削的身形与锄把被阳光在地上荫成一张小小的弓。一句“冇得用了，只打得点牌了”，我的鼻子不由一酸。我能够走出土地成为一个小文化人，都是因为吸收了这张弓弹射出的能量啊。而曾几何时，父亲拄锄小憩时于锄而言都还是参天的大树！我知道，为了儿子，我也正在重复着父亲的轨迹。风吹起，远处的山腰有新挂的社灯或红或绿或白地飘摇，我恍惚又看见了祖父、曾祖父……

追 寻 渐 行 渐 远 的 水 井 风 韵

◎ 龚保卫

自古以来，人们迁居到一个地方后，总是先觅泉掘井，然后在此繁衍生息。

在安化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般一个村总有一两口井，位置多位于村子的巷弄旁、民宅的院子里，或者位于村外的田园里、山麓边，不拘一格。

我家乡的那口古老的水井，就位于村子那棵老槐树旁边。听祖辈们说，那井是老祖宗离开新化搬迁到这时，花了几百光元，请人打的井，到如今有好几百年的历史。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就对这口井渐渐建立起感情来，到如今留下一幕幕美好的回忆。孩儿时，大人担水，我常跟在后面看大人如何动作，到我大一点时，也就是上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学会给父母减压，放学后，去担水。开始时，水桶放到井中，水桶总是漂在水上，打不上水来或只有一点点水，叔叔婶婶们看到，就教我如何打水，在大人的培训下，我慢慢地学会打水。一担水差不多有两百斤，我只能打半桶水，打多了我担不起。由于很少劳动过，走在路上，有点摇摇晃晃，桶里的水往外晃出。担到家中，一担近百斤的水，也就剩下五六十斤了。我家水缸很大，可以装好几百公斤水，要担满水缸，得跑十来趟。

水缸中，放有鸡蛋大小的东西，小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大了才知道那是雄黄，对水起到消毒、澄清水质的作用。后来书念多了，还知道雄黄有小毒，不能食得过多，否则中毒。我们江南毒蛇很多，因受白蛇传传说的影响，端午节的时候，家家户户要喝点雄黄酒，等我知道雄黄的作用后，村里人也就不喝雄黄酒了。

家乡老井的水甘甜、澄清。水不用烧开，就可以直接饮用。她是我们村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这口老井，很深，差不多有一百多米。即使是大旱之年也未曾干过。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家乡发生大旱，庄稼差不多颗粒无收，水塘里的水全部干了，但这口老井还有水，维持一村人的饮水，后来，方园好几里地的村子水井都干了，都跑到我们村来担水。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洗红薯，那时候红薯非常多，吃不完会加工成薯片，饴糖，还有红薯粉或红薯粉条。一到放学，就到水井旁边帮大人洗红薯，这时候很热闹，差不多全村老少都聚在这，小时候小伙伴们都很调皮，有时一不小心，就会干起架来，没多久又在一起玩。夏天的时候，家乡特别热，有的人受不了，常搬张竹床到这睡。半夜三更也有人从水井中打水冲凉。这水很凉，冲到身上，你会感到特别凉爽。离开家乡前，除非是冬天或和伙伴在水塘洗澡外，都在这洗澡冲凉。

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家家户户在家里装上了手压水井，也有电风扇，这时候，很少有人再到水井担水或冲凉，也没有人再到这儿来睡，再后来家家户户装上了自来水，也有人家安装了空调。这时候，这口水井，似乎完成了她的历史吏命。

如今，随着自来水流入千家万户，水井正离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饮用井水的时代也成为人们的记忆。

家乡这口古井，养活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由于历史的进步，它已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家乡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它，它也永远在记载、见证着家乡的历史变迁，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

水，是生命的载体，无处不体现水和人类的紧密联系。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安化的百姓被水的问题困扰，缺水成了人们难以忘却的记忆，对清洁水的向往也成了人们的一个期盼。

今天，当我们回首使用井水的那段岁月，带来的是难忘的记忆。在重温往事的过程中，也留给人们对水环境的思考：我们拥有的水资源并不丰厚，为了建设美好的家园，让我们用实际行动珍惜每一滴水。